湖北省作家协会

湖北省作家协会是由解放后最先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沿革而来的。

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中南地区召开了中南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南作家协会。选出主席于黑丁，副主席李蕤、俞林。中南作家协会，1953年6月26日至1954年6月在汉口黎黄陂路29号办公，负责联系鄂、湘、赣、豫、粤、桂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与文学工作者。1954年6月至1981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办公地址1958年迁至解放公园路30号，1978年6月迁至武昌紫阳路215号。1981年元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1983年春搬至武昌东湖路417号（原称东亭二路特一号）新址办公。1992年元月根据全国社团清理整顿工作会议精神及有关规定，正式更名为湖北省作家协会。

湖北省作家协会是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编辑为主的专业性人民团体，1985年5月，湖北省作家协会经湖北省委批准从省文联划出单独建制，成为属省委宣传部主管的厅局级人民团体。湖北省作家协会有一支精干的专业作家队伍，主办有《长江文艺》文学月刊和《长江》大型文学双月刊。《长江》1994年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改为《今日名流》。两刊均系国内外发行的期刊。省作协行政职能机构有：办公室、人事教育部、创作联络部、理论研究室、文艺创作室（也称文学院）。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的文学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省作协会员由改革开放前的143名发展到现在的1113名（据2000年7月7日统计），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31人，还有大批业余文学作者活跃在各条战线。

1955年3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选出理事25人，常务理事11人；主席于黑丁。1956年4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常务理事，设主席团，选出主席于黑丁；1962年2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理事扩大会，修改了会章，改选了主席团，选出主席骆文。“文革”开始后，工作陷入瘫痪，1969年10月作协武汉分会被宣布撤销。

1978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恢复，选举产生新的主席团，选出主席骆文。1985年5月27日至31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和修改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章程》，选出名誉主席姚雪垠、徐迟，主席骆文，副主席王文生、王淑耘（女）、白桦、刘岱、刘富道、李北桂、洪洋、祖慰、杨书案、曾卓、鄢国培、碧野、熊召政、蔡明川（苏群）。聘请毕奂午、吕庆庚、李尔重、李健章、李蕤、武克仁、胡国瑞、程云等为顾问。

1990年12月22日至24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和修改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章程》，改选了领导班子，选出理事68名，后增补7名，共75名。主席鄢国培，副主席丁永淮、方方（女）、王先霈、刘不朽、刘富道、杨书案、洪洋、管用和，秘书长朱莎莉（女），副秘书长谢克强。聘请马国昌、王淑耘（女）、吕庆庚、吉学沛、刘岱、毕奂午、李尔重、李北桂、李冰、李晓明、李健章、李蕤、武克仁、骆文、胡国瑞、姚雪垠、徐迟、莎蕻、程云、曾卓、碧野、蔡明川为顾问。

历届省作协党组任职成员（仅限单独建制以后）：书记洪洋（1985年12月至1990年9月）、毕志伦（1990年9月至1992年11月）、王锦华（1992年11月至1996年2月）、蒋林（1996年3月至2000年4月）、韦启文（2000年4月至今），副书记：刘富道（1985年12月至1999年3月），朱莎莉（1994年1月至今），党组成员有蔡明川、鄢国培、谢克强。

建国50年来，湖北文学界人才辈出，文学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成就辉煌，确立了在中国文坛上的“文学大省”地位。

前30年，一批老作家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是在全国最早具有广泛影响的长篇之一；其散文《天山景物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滋养了几代人。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震动全国，为毛泽东主席所关注。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开一代新风，其诗作亦为毛泽东主席所赞赏。以写农村生活题材著称的吉学沛的短篇小说《一面小白旗的风波》，被改编成电影，并与其短篇小说《两个队长》一起，被翻译成英、法、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文学空前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荣获全国大奖的就有百部（篇）之多，荣获历届“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和金凤青年文艺奖”的33件。长、短篇小说佳作迭出，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通俗文学与评论在全国位居前列，湖北文学已跨入为数不多的“文学大省”行列。

短篇小说创作成就比较显著。刘富道以《眼镜》、《南湖月》夺得第一、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映泉的《同船过渡》，以及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传锋的短篇小说《退役军犬》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这些作品的获奖对湖北的整个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篇小说创作尤为突出。湖北许多作家首先是以中篇确立其在全国文坛地位的。在《小说月报》第七届（1995—1996）百花奖获奖的八部作品，其中有四部是我省作家的作品，湖北省中篇小说实力可见一斑。许多专家认为：写文学史不能不提到中篇小说，提到中篇小说，不能不提到湖北，原因就在于湖北是举足轻重的中篇大省。汪洋的《红烛》、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楚良的《玛丽娜一世》等先声夺人，女作家方方、池莉以中篇小说创作蜚声文坛，并成为“新写实”流派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风景》、《烦恼人生》等多部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并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岳恒寿的《跪乳》、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一大批中篇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关注，反响热烈。

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姚雪垠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李自成》（第二卷）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全国。鄢国培的《漩流》三部曲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李尔重的八大卷《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的古代文化名人系列长篇“诸子系列”、苏群（蔡明川）的《圈套与花环》，还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如映泉的《百年风流》、叶明山的《男儿女儿好看时》、刘醒龙的《威风凛凛》、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徐世立的《儿科医生》等数十部长篇小说，也先后在全国产生过影响，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成就非凡。老诗人曾卓的诗集《老水手的歌》、散文集《听笛人手记》、洪洋的散文诗集《月色·水声》、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饮誉诗坛。管用和、刘不朽、叶文福、谢克强、刘益善、高伐林、饶庆年的诗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罗高林的长诗《邓小平》问世后，全国200余家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碧野的散文集《蓝色的航程》、田野的散文集《挂在树梢上的风筝》等都在全国获得好评。杨书案的童话《小马驹和小叫驴》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董宏猷的少儿文学作品《王江旋风》、《十四岁的森林》、《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曾先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鲁的儿童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韩辉光的小说集《校园喜剧》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黄瑞云寓言》和凡夫的《100个动物寓言故事》也分别获“金骆驼”奖，是孩子们喜爱的佳作。

报告文学创作成就更为显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名篇，被誉为是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先导”“经典”之作，他这方面的成就，评论称：“所有当代作家中几乎无有能与之比肩者”。李蕤以反映武钢“Ｏ七”工程建设的报告文学《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引起强烈反响。刘富道《人生的课题》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田天的报告文学《你是一座桥》，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田天报告文学选》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还有成绶台等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风流峡谷——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等一大批获奖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深受好评。

文学评论也成就显著。以王先霈、陈美兰、黄曼君、孙子威、俞汝捷、於可训、李运抟、古远清、涂怀章、周勃、邹贤敏、张啸虎、江岳、樊星等为代表的湖北评论家，写出了大量评论文章和理论专著，对推动湖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长江文艺》、《长江》、《当代作家》、《芳草》、《三峡文学》等纯文学刊物，为繁荣湖北文学贡献颇大。尤其是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文艺》，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发现、培养文学人才，在它的周围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春笋般地成长，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活力。湖北许多知名作家和优秀作品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为展示改革开放20年来湖北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编辑并出版了《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共10大卷，计500余万字，精选了各个文学体裁的优秀作品，对我省文学事业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

自1989年始每四年举办一次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金凤青年文艺奖，这是根据省委文件精神设立的湖北最高文艺奖，至今已举办了四届。2000年7月，省作协还举行了首届湖北文学奖的颁奖大会。这些奖项的设立，对推动我省文艺事业持续繁荣，无疑正在起到积极的作用。

老中青三代作家勤奋笔耕，为湖北文学百花园增姿添彩。他们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历史题材又有新的发掘，着力讴歌美好人生，积极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历程与巨大成就，用优秀的作品塑造人、教育人、鼓舞人。湖北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对于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