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六十年的京剧情结
曾有票戏黄金期
我出生在武汉大码头，从小就受到京剧艺术的薰陶，对这门国粹艺术,从开始有些喜爱发展到自己也演唱、演奏，一生都十分迷恋。
 我十一、二岁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那时武汉街头巷尾时不时就传出京、汉、楚的曲调，人们用“唱”抒发着胜利的喜悦心情。记得离我家不远就有一个京剧票社，票友们经常集会，打鼓敲罗拉琴唱戏，闹的甚是红火。起先我只是觉得好听、好玩，去看看热闹，后来他们看我还机灵，就教我一些唱段。我感到很新奇，也乐意跟他们学。一位老先生一开始就教我唱《二进宫》的
“慢三眼”，他说这是打底子的戏，把这曲戏唱好了，学别的就不犯难了。他教授时总是把巴掌一拍，中间三个指头有节奏地轮流点击，代表“一板三眼”，唱腔的起板落板都有严格的规矩，不能有半点差错。就这样跟随他们学唱了几曲戏，也爱上了它优美的旋律，这样他们很快就把我这个对京剧完全无知的少年，带进了京剧艺术殿堂的大门，成为一个爱好者了。
可能我和京剧有缘，有一位邻居戴先生，是武汉市《新市场》（解放后改为《民众乐园》）专给京剧清唱演员拉京胡的琴师，他看我“唱得还有点板眼”（戴先生语），就带把京胡到我家来，在教我唱戏的同时教我拉琴，而他教授京胡的板式又巩固了学习唱段的成果，更使我兴趣大增。戴老师的琴声非常悠扬悦耳，听起来特别过瘾，跟他的琴唱戏更是非常带劲，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却是他拉琴的力度，他坐在很结实的床铺上，但拉琴时仍使床铺产生较大的摇动，虽然不是正式演出，但他拉琴时的神情总是那么投入，让我一生都难忘记。至今，我还能背诵他教的工尺谱。从那时起，我自己也动手操琴“杀鸡子”，戴老师还常常来做些指导，使我初步领略了京剧的韵味。
和唱戏、拉琴的老师接触多了，我对京剧的兴趣就更浓了，一有机会就想看戏，正好，左邻右舍有些叔叔伯伯喜欢京剧的，常把我带去看戏。武汉《新市场》里不仅有汉剧、楚剧、越剧、黄梅戏、清唱，还有电影、魔术、杂技等二、三十个游乐项目，观众买张门票进去可以随便看，看多长时间都行，唯独里面演京剧的剧场是要购专场票对号入座的，但那时跟大人去的小孩子可以不买票，这也是我看戏比较多的原故。当时武汉演京剧的场地除了《新市场》外，还有《汉口大舞台》，两个剧场天天演戏，周日还加演日场，且常常暴满，京剧舞台十分繁荣。主要演员也不是固定的，经常有京、沪名角带戏班子来演出，行当精彩纷呈，剧目丰富多彩：李仲林机智幽默、使人眼花缭乱的猴戏功夫；陈鹤峰在《斩经堂》中表演吴汉忍痛杀妻时震人心弦的唱腔和撕心裂肺的做派；高盛麟在《古城会》中演关云长勒马背刀如泥塑木刻的一尊“雕像”，都使我看得目瞪口呆，这些大师在舞台上表演了他们拿手好戏，眨眼的功夫就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台上台下同喜同悲，在一些精彩处，观众的喝彩声、口哨声、鼓掌声响彻了整个剧场。谢幕时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满足感从他们的音容笑貌中流露出来，回味着、不停地赞叹着，这种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景况在我幼小心灵中打上深深的烙印。我甚至萌发将来要当一个演员的念头。
断线的风筝接上了头
可惜好景不长，我进入高中住在学校，之后临近解放，时局动荡，票房活动也少了。解放之后不久，我参加了解放军，接着又入朝参战，但我对京剧依然痴心不改，“心向往之”，却“求之不得”，以致这五、六年时间成了我的“京剧饥喝期”。不过值得一提的事，参军时戴先生把京胡送给了我，我是背着京胡到部队、到朝鲜的，有间隙时也把京胡拉一拉，虽然拉起来不太好听，但也经常引得众多朝鲜老乡前来围观，他们比比划划地说，叽叽嘎嘎地笑，大概是感到这京胡新鲜好玩吧！可惜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那把京胡被毁了，我没有胡琴可拉了，更失去了戴先生赠给我的纪念品，使我心疼了好多日子。
朝鲜停战后，部队回国在丹东驻防，我的京剧情结才如断线的风筝接上了线。部队生活非常紧张，管理十分严格，但一到星期天能够自己活动时，我就往京剧院跑，成了当地名旦张正芳的热情观众。她唱、念、做、打都很精彩，在《黛玉葬花》、《焚稿》中，更把一个纯情少女为“情”去死的极端矛盾复杂的心情，表演得淋漓尽致，这几曲戏让我这个刚从战场回来的战士几乎掉了眼泪。没有“情”不是“戏”，不让观众“心动”的不算好演员，张正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演员。几年前有一次，在荧屏上偶然看到一位胖老太太在某艺校教学生练身段，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我真认不出她就是张正芳了。这哪里是当年美丽俊俏的“林黛玉”呢？漫长的五十年人事全非了，然而演员又是幸福的，她年轻时的俊美形象会无限期地留在观众的心目中。
1956年，我探亲回到阔别的家乡，首先去看望的是戴先生，可惜他两年前已驾鹤西去了，只留给我悲痛的记忆。在家乡，白天串亲戚朋友，晚上看京戏成为我探亲时的日程表。那时在武汉演唱多年的高百岁是观众喜爱的角色，他属麒派，又是个不拘一格的多面手，如他演的红生戏，就惟妙惟肖；关正明的唱腔韵味十足且有所创新，还经常在唱腔上加点“花”，别有一番风味。
1957年我调政治部门工作，比在连队时接触面宽了，且常有接待的任务，凡有京剧团来部队慰问，我就主动担当招待，因为招待员能够自由到后台看演员化妆，看琴师演奏，可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当年宋长荣先生下部队演出，我有幸离他很近看到他精湛的演技。名演员演戏，那怕只看一次，就像刻印在脑际，终生难忘！也是在这一年，一次到书店翻书，发现了一本刚出版的晏诵周编著的《京胡演奏法》，真如获至宝，那时候这类书极其稀有，有了这“法”，我又赶紧去买了一把京胡，奇怪的是，那把京胡的“担子”是硬木制成的，十分罕见，音质虽不是优等的，但有了它，我就能“重操旧业”。对照晏先生的书亦步亦趋，一段时间，颇有收益。后来，我还培养了一个战士，在娱乐晚会上唱了《捉放曹》陈宫唱的那段慢板；另一次我和两位同事，一位用拉歌的二胡，一位用打腰鼓用的鼓，合奏了一曲《夜深沉》，虽然都是低水平的，但两次都得了奖项。打那以后，我爱唱京剧在部队也小有名气了，大、小晚会少不得都要出些节目，当然我也乐于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困难时期（大概是1961年），张君秋、裘盛戎两位大师到齐齐哈尔市演出，我极想去看，但所在部队住在齐市远郊，晚上没有公交车往返，急得我只好低三下四向领导“软磨”、“硬泡”，领导看我非常执着，可能是受到了感动，竟破例批了一部吉普车，专程送我去我看了两场戏，让我大饱了眼（耳）福，要知道，那是个滴油如金的年代，为我单放两次车去看戏的代价何其之大，当然两场戏也使我自己几乎花掉了一个月的薪水。
1972年我调到内蒙海拉尔边防部队，春节时照例有京剧团慰问部队，我作为接待班子的负责人，接待他们时谈戏谈得很热火，大概是“气味相投”吧，在演完后的晚宴上，他们按当地习俗向我敬酒，一口一杯，轮番“轰炸”，“逼”得我真像《碰碑》里的杨继业走投无路，只得舍命陪君子，一场豪饮下来，让我混混沌沌躺了两天。但醒来后，心里仍只有“值得”二字。
1981年我要离开部队了，三十一年的军旅生活让人难舍难分，部队领导也投我之所好，送给我一把“罗汉竹”京胡，也算是对我极大的宽慰，那把京胡不管价格多高，但其蕴含的珍贵友谊却大大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令我非常珍视，一直带在身边。
痴情不改终生缘
1992年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了，我的戏剧活动则更频繁得多，我参加了省老年大学京剧班，接交了不少戏友，每个星期都有几次和戏友们在一起切磋技艺，有两、三名琴师成为我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下来，我购置了数把中等质量的京胡，收集了百盘以上的京剧磁带、光碟，而且遇到带琴谱的京剧唱本就买，仅京胡教材就买了约十多本，包括晏诵周先生新版的《京胡演奏法》（增订本），与原版对照，增订本内容详实，篇幅相当于原版的三倍多。晏先生的书四十多年前就帮我拉京胡得到长进，他的新著又帮助使我琴技进一步有了提高，我能初步领会我国国粹艺术的博大精深，很多是从这些书的论述中和操作实践中得到启发、提高认识的。晏先生和一些著书立说的专家们是我未谋面的尊敬的老师。
我的老年生活因为经常不断地唱、拉、听、看忙得不亦乐乎，从而过得有滋有味，精神有了寄托，对过去几十年中遇到的坎坷和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抛向了脑后。京剧艺术将会伴我一生，但我不能只满足于个人喜好，我应该带领更多人尤其年轻人加入京剧演唱的行列，使国粹艺术发扬光大，永葆青春。
彭传义
2003．12．15．
|
